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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视野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路径

[日期:2017-03-22]   [字体: ]

来源:中国妇女报

      专题阐释

  2017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回应政协委员发言时指出,围绕着当前因病致贫的2000万人采取“靶向治疗”,这是可以考虑的。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这是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号令,也是今后四年扶贫脱贫真正落地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

  从2013年首提“精准扶贫”到2017年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扶贫思路亮点频出,精准脱贫策略不断深化。但扶贫工作是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扶贫脱贫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系统结构同步,才能事半功倍,持久永续。新政策要变成上下协力、精准有效的行动实践,需要思路和策略的不断细化。

  为此,《新女学周刊》推出《性别平等视野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新路径》专题,对精准扶贫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对既有扶贫实践进行性别解读,深入分析因病致贫“靶向治疗”的性别涵义,建议构建政府-民众-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扶贫模式,形成自上而下、从外到内的良性互动,以期为动员民众参与共享性别红利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再减贫1000万以上,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的目标,显现出国家坚决实施扶贫攻坚的决心。精准扶贫思路亮点频出,精准脱贫策略不断深化。本文认为,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必须改变思维模式,敏感捕捉民间扶贫的新动向,以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洞察与贫困有关的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文化,共享性别红利。惟其如此,才能事半功倍,持久永续。

  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共享脱贫性别红利

  201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开始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实现到2020年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既定目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扶贫开发思路和办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除了提出减贫1000万以上,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的目标外,精准扶贫新思路亮点频出。其中,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并提,意味着更强调实效性;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重视“教育和健康扶贫”,显然将以经济为中心的扶贫转变为经济与社会、文化、教育、健康综合考量的扶贫脱贫攻坚新战略;实施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有助于民众参与的基层赋权;创新扶贫协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有利于调动一切有志于扶贫事业的人士投入其中……这是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号令,也是今后四年扶贫脱贫真正落地的政策依据和行动指南。

  显然,将这些举措变成上下协力、精准有效的行动实践,需要思想理路和策略方法的不断细化,需要每个关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并参与其中的人的认真对待。作为从事农村发展和性别研究的学者,笔者想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谈谈民众参与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系。

  以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推动多元主体参与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亮出“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的举措,体现出扶贫、脱贫工作向基层下沉的新趋势。

  第一,何为民众参与?民众是多元扶贫脱贫主体中的终端目标,也是孕育着巨大潜能的能动主体,将“增强”“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就是“赋权”。“权”,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民众应得的权利,如基本的生存发展机会和条件;“能”,是指自我发展的能力。民众只有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有可能具有自我发展,走上小康之路的能力。要将民众视为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使其与外来的帮扶者(包括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构成多元主体,从而形成自上而下、从外到内的良性互动。只有这样,精准扶贫的攻坚战才能如期完胜。

  第二,如何赋权增能?目前精准扶贫是从经济、文化、教育、健康、信息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多方扶助入手,是民众获得全方位赋权,从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重要保障和前提;然而,有些赋权如物质扶持,看似立竿见影,但持续性未必好。有的赋权形式,其效应需要逐渐展现出来。作为从上而下提供必要资源的各级政府,加上具体执行实施的各级公务人员,要相信民众的智慧、意愿和创造潜力,而不能仅以长官意志发号施令,无视民众自我创造的智慧和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对于政策执行者而言,改变思维模式,改进工作作风,调正对民众的态度,敏感捕捉民间扶贫的新动向、新经验并将其推而广之,是赋权民众,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当务之急。

  第三,社会力量扶贫的新模式。最近几年,“政府+民众+社会力量”的扶贫模式正在涌现,大大丰富了《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的内涵和方式,文件中界定为民企、社团、个人、单位等,且以扶贫开发为主的社会力量,事实上已经拓展到文化、教育、培训、健康、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服务领域,其在农村社会工作、农村治理、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成绩引人注目。太行山区域山西永济蒲韩社区就是在高校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妇女NGO等内生组织,并在热心乡建、环境生态、农村社会工作的志愿者的助推下逐步推动扶贫工作的。从组织妇女跳广场舞凝聚人气,到发现骨干组织多种合作社,以学习带动发展,进而改变村庄环境,蒲韩社区逐步实现了脱贫致富。河南登封周山村是由当地政府、中央党校牵头的性别平等团队与村民一起以修订村规民约为起点,开始的全方位的村民自治。从2016年提出建设“美丽周山”目标开始,到形成妇女、老年、青年、村干各种形式的组织,开展志愿活动建设新农村,成为干群、家庭、邻里和谐的新农村典范。

  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精准扶贫,共享“性别红利”

  打赢扶贫、脱贫攻坚战,应该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洞察与贫困有关的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文化,共享性别红利。惟其如此,才能事半功倍,持久永续。

  经济扶贫中的社会性别审视。精准扶贫将社会参与、民众参与下沉到基层;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的概念有助于改变以经济扶贫为中心的惯性思维,同时也为社会性别视角的纳入提供了机会和空间。扶贫需要经济、信息、技术的赋权,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前,经济学开始反思经济中心的局限,提出“经济学的社会发展文化”和“性别红利”等系列新概念,对精准扶贫具有参考价值。扶贫脱贫本身就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系统结构同步,才能事半功倍,持久永续。“性别红利”简单地说就是从社会性别视角观察、分析、解决性别不平等的普遍存在,将推进性别平等的有效结果转化为“性别红利”,比起“人口红利”所造成的巨大的环境资源的浪费,“性别红利”才是“纯净红利”。

  精准扶贫的性别分析和解决对策。社会性别视角使我们敏锐地看到贫困与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文化结构造成的女性的“脆弱性”有关,如家庭分工生产、生育、日常家计、照顾劳动等多重角色对女性造成的压力。在资源分配方面,教育、营养、健康资源尤其是生产资料贫困的地区,不仅生态环境、居住生活条件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和代际传承也更为严重。

  再如,农村地区的出嫁女、离婚丧偶妇女的土地权和居住权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源的丧失,恶性家庭惨案的发生,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出现,就是父权制性别制度遗存的根源不绝造成的结果,并消解了扶贫的效果。另外,以“户”为单位的扶贫导向,往往掩盖着妇女经济权益的流失及因性别歧视而导致的尊严减损。这种种表现,决不是个例和偶然,需要看到制度文化的普遍性和顽固性。诊治病灶进行结构性变革,才能巩固扶贫脱贫成果,并彻底根除经济贫困。

  性别平等改变的既有经验和新机遇。作为全国性的群团组织和参与扶贫的中坚力量,妇联组织多年来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推动性别平等的经验。在最近的脱贫攻坚战中,妇联大力实施“巾帼脱贫行动”,提出了立志、能力、创业、巧手脱、互助、健康、爱心脱贫等七项重点任务和措施,上下一致行动。20世纪90年代的“双学双比”“幸福工程”“母亲水窖”“巾帼扶贫”“巾帼扫盲”……也无不围绕着农村妇女脱贫致富,告别贫困,远离愚昧着力展开。妇联的优势还在于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各级妇联系统内的,致力于性别平等理论研究、高层倡导及大众培训的专业队伍。

  除妇联系统外,一大批经过专业训练,积累了丰富经验,热衷农村事业的跨学科、跨界域的社区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妇女/性别研究者、政策倡导者联手,从赋权妇女、多元主体参与村庄治理、改变不平等的村规民约起步,最终建立起了脱贫攻坚的系统理论和方法。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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